东史郎：谁的错判

岁末东京传来消息说，东京高等法院于12月22日以“被推认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残虐行为”为由，宣判勇敢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败诉，判东史郎在其日记中所记载的南京大屠杀参与者之一的桥本胜诉。消息传来，令人愤慨。

作为日本权力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京高等法院作出这种颠倒黑白的判决并不奇怪，联想到最近日本政府领导人顽固地坚持只同意在中日联合宣言中写进“侵略”，而拒绝写上“谢罪”和“道歉”的表现，人们便不难明白，如今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到底持何立场。美化侵略战争有功，正视历史有罪，这就是死抱着战争阴魂不放的部分日本顽固派心理的真实写照。如同日本政府领导人在联合宣言问题上作出的错误判断一样，东京高等法院的错误判决丝毫不会动摇中日两国人民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决心。这一错误判决，除了再次把日本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之外，还将为中日两国人民和日本有识之士进一步揭露批判侵略战争罪行提供了机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公开站在东史郎一边，为维护正义和揭露军国主义罪行而斗争。

部分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实在谈不上大国风度。自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先是“对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表示“痛感责任”和“深刻反省”。1992年天皇访华时升级为表示“深切的悲痛”。1995年村山首相谈话中，日本第一次承认日本曾对中国发动过“侵略”，并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至小渊时代则改为只同意在联合宣言中写进“深切反省”，但坚决反对“谢罪”和“道歉”。从上述演变中人们不难看出，日本政要在历史问题上采取的不是进行真正深刻反省，而是挤牙膏式的被动消极态度。

日本为什么一直不能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中日间的历史症结为什么一直不能解开，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刻探讨的严肃问题。至于日本舆论界中个别人别有用心地鼓吹的“中国一直抓住历史问题不放”，“是在利用历史问题作反日宣传”，则更是赤裸裸的诽谤。

为了澄清日本社会上的种种糊涂认识，在江泽民主席访日前，日本短波广播公司的制作者曾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采访计划，以“陈志江的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展望”为题，由我广泛采访了中国的学者和各界人士，真实地倾述了中国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真实看法。并借此为正在为摆脱经济困境而苦斗的今日日本进以忠言。这一节目于1998年11月中旬在日广播后收到良好反应，12月又在《短波广播》杂志上连载。为便于中国广大读者了解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真相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实感情，现将该节目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日本在战争问题上死不认帐首先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江永的解释是，自1992年以来，中日关系本有可能获得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从1993年至1996年的三年中却变得非常冷淡，其根本原因就出在两国有关历史观的冲突和对立上。

日本始终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自有其政治方面的背景。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战争遗族还握有强大的实力，日本政治家们为捞取选票，竞相参拜靖国神社。另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新闻媒介中也有一定市场。其实，如果日本真要给中国重新定位的话，中国也会重新给日本定位。中日之间的这种相互升级将是十分危险的。在考虑21世纪中日关系能不能发展时，关键在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持何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取决于日本今后是否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今年已是二十周年。江泽民主席对日进行正式访问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中日间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

如今日本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究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正在改变日本国家的发展模式。日本战后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成功秘诀就在于优先发展经济而轻军备。但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日元升值，日本国民之间滋长了一种“日本今后将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情绪。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海湾战争痛苦经验的反动，日本国民中持有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援助，而且还应提供人力支援观点的人日益增多。尽管日本于1954年前后通过了一项不向海外派兵的参院决议，但日本还是想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我觉得日本现在尚不知道它应怎样在下一个世纪在世界中生存的方法。

我们虽不能简单地断言，日本欲从经济大国发展为政治大国这种心情或道路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日本怎样才能成为政治大国和它能否成为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是出于显示“我们已经具有了介入和解决国际军事冲突的实力”的目的，跃跃欲试地向世界显示其军事实力和自卫队实力那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是因为军备竞赛不是生产性的。军备竞赛只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成本。聪明的国家都应尽量降低安全保障成本。当前对日本最重要的仍是努力克服目前的金融危机、复兴经济。如果日本反其道而行之，走扩军之路，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日本在进行国家模式转换时应予以关注的一点是，这种转换不是由日本的政治家们自己决定的，而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决定的。在决定本国国策和选定未来发展模式时，日本应首先弄清以下几个问题，即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日本同时还应充分听取周围国家的声音，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发展政策和治国方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则从历史的角度畅谈了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他说，中日两国有着长达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也有过一段百年的不幸历史，百年和二千年相比虽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这份负的历史遗产至今影响着中日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应当说，绝大多数的日本政治家和国民都对那场战争具有正确认识，都承认战争事实，并愿意对此进行反省。但不可否认，确实也有一小部分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缺少正确认识。可以说造成这一结果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日本缺乏责任意识；二是缺乏对被害者感情的理解；三是部分日本人在日本经济发展起来后变得骄傲起来了；第四，部分日本人至今仍受着“皇国史观”的影响。继续重温着日本推行殖民地统治时代生成的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的旧梦。

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一国就能实现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本国经济的发展只有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才有前途。对日本而言，为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必须在维护日本国内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消除银行不良债权和扩大内需等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还应为继续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迄今日本曾走过一段所谓的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如今这一做法早已步入死胡同。日本的政治家们必须正视历史，并对此进行深刻反省才有出路，这不仅仅是为了亚洲诸国，更是为日本的未来着想。日本只有作为亚洲的一员，充分考虑与亚洲各国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妥善处理与亚洲邻国间的关系，日本的经济才有出路，日本国家也才有出路。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则偏重于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日本部分人不能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原因。刘德有指出，从整体来看，中日关系良好，但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26年来走过的历程决非平坦，其中充满了迂回曲折。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我提到，日本人如在电车上不小心碰到旁人时，往往会立即主动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但另一方面却有部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死不认帐，他们不仅不想承认侵略战争这一事实，甚至胡说那场战争是什么“解放战争”。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实用主义，认小错而不认大错。另外日本人不愿意直接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喜欢绕圈子，特别是政治家们更喜欢用暖昧的态度和暖昧的语言来表达严肃的政治问题。应当说采取这种态度是极端不利解决中日间存在的各种原则问题的。不知这是不是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刘德有的答复是他不同意简单地将其一概归结为文化差异，他说这里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原因。刘德有介绍说，他曾也留意在观看译为中文的日本电影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是“对不起”，这是因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这句话。而中国人却很少使用。只要不是作了特别出圈的事，中国人轻易不说对不起。

对于战争问题，日本部分人不是不清楚那段历史事实，而是不愿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日本人想对某一问题作准确表达时他们是能把问题讲清楚的。

刘德有特意引用曾在日本长期作过记者工作的中国国际电台记者李顺然写的一段文章，说明日语并不暖昧。李在文章中写道：“日语果真是一种暖昧的语言吗？日语确有其暖昧的一面，但那只是指能为其带来便利的时候，但不能说日语不能严密、明确地表达某层意思。我到东京赴任后就曾多次遇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新住房手续。

日本更新住房手续时合同书中的用语极其准确、严密。即使这样，房主往往还嫌不够。当两年后合同期满再次更新手续时，房主总不忘在合同书的文学上作些修改。原来如此，我这才知道，日语也是尽量追求明确、严密使用的。

刘德有说，他完全赞成李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并且举例说，他到东京赴任时也曾在《经济学人》读到过一篇题为“日本人与论理性”的文章。文中说，“日本人的头脑与西洋人相比，在论理方面和科学思维方面并不比西洋人差，但也不能因此说日本人具备了一个思维独特的性格。如果说日本人的头脑与西洋人之间存在某种差异，那也不是思维形式和能力方面的不同，而表现为是取尊重仅仅把事务置于学问或思想的世界内进行理论性的或科学性的思考，还是取尊重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判断，将思考置于各种议论中进行处理的区别。”

刘德有最后得出结论说，由此可以看出，态度暖昧，用语含糊并不是日语的特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讲话人的态度和立场，在于他是不是真想把问题说清楚。

人们在听过或看过经过日本短波广播公司制作人员精心录制和编写的上述广播或文字后，只要不是别有用心，是很难得出这是在作反日和仇日宣传的结论的。如果说，刘德有和王晓秋等人因身居政府要职和高等学府，代表着官方声音，那么我们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前随机采访到的两对游人的回答，也许更能完整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真实感情。

我们采访到的第一对参观者是两位来自四川的老者。男性老者说到参观感受激动不已。

他说他是那场不幸战争的见证人，当时年仅20岁的他曾亲身参与抗击日军入侵的战斗。他为战争初期因中国是一盘散沙而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感到耻辱，他又为中国军民团结奋战，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这段历史就是要告诫国人从中汲取这样一条历史教训。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团结，否则中国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同行的老妇则联想到了日本，她说：“我们对于今天的日本并无特别要求，我们只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采访的第二组对象是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我们最初看到的站在大厅外台阶上的那位新娘，无论其穿戴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她是一名日本游客或留学生似的感觉。经交谈才得知她是名工人，是专程来北京作新婚旅行的。在看过北京地区的名胜古迹后，特意来抗日纪念馆参观。

问其看过展览有何感想，这位温柔漂亮的新娘竟激动得一时语塞，她愤愤地说：“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初期，没有抗日战争的痛苦经历，有关那段历史的知识我是通过学校教育和观看影视及各种文学作品获取的。我知道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日军轰炸上海等事件。今天看过展馆内陈列的大量图片和实物，更丰富了我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深刻了解。特别是当我看过日军暴行馆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心中充满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侵华日军真是太残暴了，他们简直不是人，是一群禽兽。我们绝不容许这一悲惨的历史再在中国重演！”

交谈过程中赶来的新郎接过话题说：“来此参观，我深受震动。我有两个感想。一是中日两国现在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我们绝对不应忘记那段不幸的过去。另一个感想是，我认为现在的日本绝大多数国民是爱好和平的，但也有少数日本人，特别是在主管教育的文部省内有个别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日本社会上美化战争的言行也时有出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如果还有哪位日本政治家想否认侵华战争历史的话，那就请他来参观一下这里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其实，日本那些死抱着侵略战争有理僵尸不放的顽固派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日本短波广播公司与我合作，联合制作这一节目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纪念而回顾历史，而是为帮日本尽快摆脱长期困扰日本的经济危机，重振日本经济而从历史的角度为日本出谋划策。对于这一点，在对马成三的采访中表述得一清二楚。

曾长期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工作的马成三现在是日本富士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谈及日本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时，马成三指出，日本现在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好，问题很多。但与其他亚洲诸国相比，日本在许多方面还具有优势。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应如何帮助日本国民尽快摆脱不利的心理影响。与经济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相比，日本人心理上的障碍更为严重。造成日本国民这种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在于日本政府一直没有表明重振日本经济的政策和决心。面对亚洲金融动荡，中国政府果断地提出了以扩大内需和人民币不贬值为支柱的两大政策，而已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却听任日元贬值。两相对照，不能不令人深思。

刘德有在谈及经济问题时也说，在重振日本经济时，日本反复强调所谓的美国式标准。其实在决定某国经济政策时应根据各国不同国情而制定，没有必要统统纳入美国模式。目前，日本的制造业、国民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都具有一定优势，另外，日本还通过在海外举债积累了大量财富，现在的问题是应怎样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和财富的作用。但有一点是必须提醒日本的，那就是在重振日本经济时，既不能只考虑日本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应考虑与亚洲邻国的政治关系。